時事評論背景：

近年來，“國學”在國內持續(xù)勃興，逐漸成為一個從民間到官方都頗為關注的題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哈佛大學也出現類似熱潮：通選課“中國古代倫理與政治理論”連續(xù)幾年成為熱門。“中國古代倫理與政治理論”由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邁克爾·普鳴教授主講，首先概括介紹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然后以每周一位思想家的進度講授孔子、墨子、孟子、老子、管子、莊子、荀子、商鞅、韓非子的學說，最后以對秦國統(tǒng)一六國的討論作結。然而，中國古典經史子集所使用的語言頗為艱深，連中國學生也需要古漢語知識的積淀才能讀透，這樣的課程又為何能在異國學子間獲得如此大的關注度？

時事評論觀點：

通識教育與中國哲學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講起。在20世紀初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洛威爾曾說，“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應該既能博雅，又有所專攻。”如果說本科生的專業(yè)課是其所專攻的話，那么通識教育則屬于博雅的范疇。所謂“專攻”，即要求學生對知識的追求采取一種非功利性、純粹而獨立的態(tài)度；而通識教育則更注重引導學生建立一種健全的倫理觀，將獨立純粹的知識與復雜豐富的現實生活有機結合，哈佛的通識教育正是依照這種精神來設計的。

“中國古代倫理與政治理論”便是哈佛大學通識教育傳統(tǒng)的自然延伸與發(fā)展。這門課采用英文教學，閱讀的中國典籍也是英文翻譯，學生們并不需具備任何專業(yè)背景知識。它并不以培養(yǎng)中國哲學專家為目的，也不要求學生成為倫理學家、政治家。哈佛的通識教育課程選擇多樣，這門有關中國哲學的課程便是其中之一。但中國古典哲學智慧獨有的特點，使得它尤其符合通識教育的理想——課程關注的是普遍的倫理道德、政治制度和個人修養(yǎng)問題，是超越具體學科專業(yè)的、每一個人所應該具備的基本修養(yǎng)。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也正印證了這個理想——真正的君子并非實現某種功利目的的工具，而始終保持著人所天生具有的、未被定義的潛能。事實上，孔子的這句話也頗受學生們推崇，屢屢在論文中被引用。

另一方面，哈佛大學本身就擁有悠久的中國哲學研究傳統(tǒng)。哈佛大學的漢學圖書館，在20世紀初期與燕京大學圖書館同步收藏中國出版物，其收藏之豐富與全面，舉世聞名。中國老一輩人文學者中，包括陳寅恪、胡適、林語堂、湯用彤、吳宓、趙元任、梅光迪等，都曾在這里求學或講學，從而為哈佛大學在中國文學與哲學研究領域，潛移默化地奠定了底蘊。

有趣的是，陳寅恪、湯用彤、吳宓、梅光迪、林語堂這幾位鼎鼎大名的現代中國學者，皆受業(yè)于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大師白璧德，而非入讀專門的哲學系。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當時在哈佛的中國學者，皆有志于溝通中西文化。而陳寅恪、趙元任又在著名的“清華四大導師”中占據兩個席位，趙元任的長女趙如蘭女士，也曾在哈佛大學講授中國音樂。林語堂更是在英語世界推廣中華文化當仁不讓的杰出學者。當代學者杜維明也曾長期在哈佛大學講授儒家哲學，除培養(yǎng)專業(yè)研究生之外，也在廣大非專業(yè)學生中推廣中國哲學，傳播中國古典智慧，還組建了一個被稱為“波士頓儒家”的學術團體。哈佛大學的人文傳統(tǒng)與現代中國文化版圖長遠而緊密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傳統(tǒng)思想的異國奇遇

同樣的國學經典，在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與教育體制中會獲得不同的反響。筆者有幸連續(xù)兩年擔任該課助教，前后指導過70多位美國學生，借此機會也得以了解毫無中國文化背景的美國青年是如何認識、評價中國諸子百家思想的。例如，在毫無文化經驗與歷史背景積累的情況下，以孔孟學說、儒家禮教為例：它們帶給學生們的最初感受，既沒有在兩千年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所積累的權威與正統(tǒng)意味，也不具有魯迅先生筆下“吃人”的可怕印象。在他們看來，所謂“儒家思想”不過是一套平易近人的日常道理而已。但經過系統(tǒng)學習，學生們漸漸體會到，儒家思想其實是無比深刻而珍貴的人生經驗，也是倫理智慧的總結。

在課堂討論中，普鳴會要求學生選擇感興趣的諸子學說談談理解，并與其他思想家進行比較。在這種討論里，學生們往往展示出一種意味深長的傾向：儒、道、墨、法的派系性差異，被他們轉化為對具體倫理問題處理方式的區(qū)別。例如，為何荀子告誡我們要不斷學習，莊子卻鼓勵我們善于忘記？為何在眾多才華橫溢的門徒之中，孔子偏偏最喜歡樸實守拙的顏回？為何莊子喜歡嘲笑孔子，卻對孔子的愛徒顏回情有獨鐘？個人的修養(yǎng)與國家的治理、私德與公德，為何會有緊密的關系，并且是何種關系？平等原則與優(yōu)勝劣汰原則，哪個更具有道德上的優(yōu)越性？這些都是同學們熱烈討論的題目。

學生們的想法各異，答案也五花八門。教師并不提供明確導向，同學們也樂于無拘無束，不囿于成見，常常能提出新鮮的見解。不少同學采取對比的形式，比較各家短長，甚至比較東西方思想的差異。例如，通過學習，一些學生認識到絕大部分現代國家制度的根基類似于法家學說，所以孔孟之道對他們的啟發(fā)和沖擊尤其明顯。同學們經常會進而批判自己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有趣的是，他們所借鑒取法的往往是孔孟學說，而非法家思想。在諸子百家中，道家思想是學生們感到最難理解的，至于《老子》一書，對很多人來講則猶如天書。道家文化所特有的無為與守拙的處世態(tài)度，在競爭激烈的哈佛校園里，新奇之余更顯格格不入。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家原則的普遍性，更襯托出儒家、道家作為我國思想遺產的獨特性，在美國文化氛圍中，反而對學生們具有更多可資借鑒與學習之處。

中國的國學經典在哈佛大學獲得如此廣泛的受眾，并非學校要求，而是學生們的自由選擇，體現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魅力。

筆者還記得，普鳴在學期肇始即宣布，“這門課將改變你們的生活。”作為通識教育課程，“中國古代倫理與政治理論”既吸引了文科生，又吸引了許多平時不會選修文科課程的理工科學生，這也很可能是他們第一次甚至唯一一次如此集中、長時間地思考、討論政治、倫理、哲學等領域的專業(yè)問題，從思維方式與學習效果而言，皆與經濟學、計算機等實用性課程有著質的差異。當學生們離開校園開始工作之后，也許沒有誰會成為中國先秦學派的信徒，也許有些人只學會了莊子關于遺忘的教導，而不再記得誰是墨子，誰是荀子。但是，這種對于倫理、政治和個人修養(yǎng)的開放而深入的討論，以及中國哲學思想曾經給予他們心靈的啟發(fā)和沖擊，將會對他們的生活和事業(yè)發(fā)揮長久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