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治國方略，就是治國的方法、計謀和策略。它包括理論，但主要是指實踐，是指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計謀策略，也可以說是領導方法、領導藝術中最高層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澤東、鄧小平都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治理國家的主要代表。他們的治國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處。將他們的治國方略加以比較研究，總結出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于提高領導干部的政策與實踐水平，治理好我們的國家，是很有益處的?，F(xiàn)試對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較。

毛澤東、鄧小平治國方略之相同點

毛澤東、鄧小平的治國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導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毛澤東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中國人民百戰(zhàn)百勝的武器，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鄧小平也一再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即使在蘇聯(lián)東歐巨變、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指出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仍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他們提出的治國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制定的。

第二，治國道路是相同的，都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毛澤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倡導者。以他為主創(chuàng)立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他開創(chuàng)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堅定地從中國實際出發(fā)、走自己的道路的結果。鄧小平也一再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他開創(chuàng)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完全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獨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結果。以他為主形成的鄧小平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他們都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從不墨守成規(guī)、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獨創(chuàng)性的貢獻。

第三，治國目標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就提出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富強的中國”，“光明的中國”（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頁。）。1954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他提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頁。）的目標，要求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yè)化的具有高度現(xiàn)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到60年代，他進一步提出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的強國”（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頁。）。鄧小平不僅提出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是相同的，國體都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其次，都重視民族工作，堅持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視統(tǒng)一戰(zhàn)線，毛澤東認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鄧小平把社會主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擴大為更加廣泛的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其四，都重視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毛澤東提出各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鄧小平進一步把這個方針作為制度確定了下來；其五，都重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強調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毛澤東首創(chuàng)了這一理論，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鄧小平不僅重視從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且重視從經濟上分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彌補了毛澤東著重從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經濟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作為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盡快改變國家的貧窮落后狀況。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yōu)樵谛碌纳a關系下面保護和發(fā)展生產力”（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頁。），“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頁。）。后來他又提出要實行三個轉變：一是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二是由革命到建設；三是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鄧小平對經濟建設更加重視，在1975年的全面整頓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并反復強調這是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盡快地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其次，都強調探索中國自己的發(fā)展經濟的道路。1957年，毛澤東明確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工業(yè)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這樣一條道路，主要是要處理好重工業(yè)、輕工業(yè)和農業(yè)的關系，確定以農業(yè)為基礎、以工業(yè)為主導的發(fā)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與此同時，還要處理好各種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他曾作《論十大關系》的著名報告，提出要處理好沿海工業(yè)和內地工業(y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等十個方面的關系。鄧小平同樣重視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張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調整各種經濟關系，促進國民經濟協(xié)調的發(fā)展；其三，都重視經濟體制的改革。毛澤東提出要發(fā)揮兩個積極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擴大企業(yè)的自主權，允許企業(yè)成為“獨立王國”、“半獨立王國”；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允許私人開設工廠和雇工；要重視價值規(guī)律，發(fā)展商品生產；改革工廠企業(yè)管理制度和農業(yè)生產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鋼創(chuàng)造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新的企業(yè)管理制度，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中實現(xiàn)企業(yè)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三結合。鄧小平更加強調經濟體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動力，我國的強國之路。他所領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短的時間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其四，在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上都主張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毛澤東認為，自力更生是我們革命和建設的立足點，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fā)展經濟。鄧小平雖然認為應該大膽地對外開放，努力學習外國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地吸引外資，但他也認為：“中國進行現(xiàn)代化建設一定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原則”（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頁。），“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爭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艱苦奮斗”（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頁。）。在發(fā)展速度上，他們都主張要有比較高的發(fā)展速度。毛澤東提出了“趕超”戰(zhàn)略；鄧小平也主張隔幾年上一個臺階，認為不抓住機會加快發(fā)展，就會落在后面。

第六，在軍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視武裝斗爭。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名言，認為武裝斗爭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鄧小平也非常重視武裝斗爭，領導了左右江武裝起義，長期從事武裝斗爭。其次，都重視人民軍隊的建設。毛澤東曾提出，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建國后又提出要建設一支革命化、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的人民軍隊；鄧小平同樣重視人民軍隊的建設，也一再強調必須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xiàn)代化、正規(guī)化的革命軍隊。其三，都主張實行人民戰(zhàn)爭。毛澤東領導了廣泛的人民戰(zhàn)爭，鄧小平也在他領導的地區(qū)領導開展了人民戰(zhàn)爭。其四，都主張建設一個強大的國防。早在1949年9月，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防，后來又強調發(fā)展現(xiàn)代化的國防科學技術；鄧小平也強調要建設強大的國防。在軍事戰(zhàn)略和指揮藝術上，可以說毛澤東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鄧小平也表現(xiàn)出了高明的戰(zhàn)略眼光和指揮藝術。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毛澤東認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鄧小平也一再強調在加強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培養(yǎng)“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視科學。在延安時，毛澤東就領導設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建國以后對科學家也是尊重的；鄧小平更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興國。其三，都重視文化建設。毛澤東提出了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目標和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發(fā)展文化的方針；鄧小平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其四，都重視教育。毛澤東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fā)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鄧小平則提出了“三個面向”的方針。其五，都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頁。），號召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并把知識分子作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到社會主義時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鄧小平對于知識分子更是高度重視，推倒了長期以來加在知識分子頭上的種種偏見，把知識分子明確地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他的領導下，知識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fā)揮。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建國前夕，毛澤東就闡明了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54年6月，中印兩國倡議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并倡議以此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毛澤東對此作出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方針。與此同時，他始終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的理論。鄧小平也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這方面，他們都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民族尊嚴和民族自信心，以及與世界各國平等相處、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視黨的建設，認為治國的關鍵在于治黨。在治黨的方法上，都重視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執(zhí)政黨的建設，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腐敗現(xiàn)象，反對和平演變。毛澤東把黨的建設看作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三個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經驗，在一個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中，把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黨建設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對于執(zhí)政黨的建設和反腐敗問題，他很早就給予重視。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為整風學習的材料，號召全黨吸取李自成進入北京后腐化、失敗的教訓，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建國前夕，他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告誡全黨不要做李自成。建國以后，他一再強調要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堅決反對貪污腐化及其他腐敗現(xiàn)象。為此，他領導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等運動。后來，他針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策略，提出要反對和平演變，培養(yǎng)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對于黨的建設，鄧小平也是非常重視的，把堅持黨的領導看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鍵，并根據新的形勢，提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使黨經受住了新的歷史條件的考驗。

第十，都主張采用和平的方式統(tǒng)一祖國。1956年，毛澤東、周恩來就提出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設想，明確提出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1957年4月，毛澤東在歡迎來訪的蘇聯(lián)領導人伏羅希洛夫的宴會上，明確提出“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鄧小平進一步發(fā)展了毛澤東的設想。1979年元旦，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中正式宣布我國政府爭取和平統(tǒng)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后，鄧小平于訪問美國期間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發(fā)表演說，公開宣布：“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里的現(xiàn)實和現(xiàn)行制度?！保ㄗⅲ?979年2月1日《人民日報》。）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國客人的談話中，完整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實踐已經證明，用這個構想和平統(tǒng)一祖國是完全正確的。

在其他方面，他們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例如兩人治國方略的正確方面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都是反對教條主義的結果；在治國的具體謀略與方法上，都重視調查研究，集中群眾的智慧，堅持群眾路線；主張戰(zhàn)略上藐視敵人，戰(zhàn)術上重視敵人，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都表現(xiàn)出了高明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等等。

可以說，毛澤東、鄧小平在治國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的治國方略有很多是對毛澤東的繼承和發(fā)展。鄧小平在1980年就說過：“從許多方面來說，現(xiàn)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fā)展，而且還要繼續(xù)發(fā)展?！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300頁。）因此，不能將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毛澤東、鄧小平治國方略之不同點

毛澤東、鄧小平在治國方略的基本方面雖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確實存在很多不同之處，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處。這種不同，是鄧小平對毛澤東正確方略的繼承并加以發(fā)展，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方略的糾正而呈現(xiàn)出的特點，其主要表現(xiàn)是：

第一，在怎樣治國的指導思想上對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的認識不同。

不同時期治國的指導思想都有其不同的著重點。對于這個著重點確定得是否正確，會涉及整個的治國方略。在毛澤東時代，面臨著兩個工作重點的轉移。第一個工作重點的轉移是從農村轉向城市，對于這個轉移，毛澤東是清醒的，所以這次轉移是及時的、成功的。但是，對于第二次轉移，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必須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他的認識則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經說過，總的來講，毛澤東對經濟建設也是重視的，也想更快地發(fā)展生產力，盡快地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對于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認識在此后不久有了改變，隨著國外波匈事件的發(fā)生和國內反右派斗爭的開展，他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就開始否定八大的正確論斷。到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他進一步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并以此為指導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路線。隨后，又提出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更進一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致使黨和國家在長達20年的時間中，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嚴重地干擾了經濟建設的進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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