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增進人權發(fā)展

鄭直

第四屆北京人權論壇于9月21日至22日舉行，來自26個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及港澳臺地區(qū)的近百名人權高級官員和專家學者出席。本屆論壇下設“價值觀與人權”“文化傳統(tǒng)與人權”“人類尊嚴與人權”三個分議題。

中外人權觀念的共識，正在溝通對話中逐漸擴大；國內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也相應不斷增進。近年來，我國不斷落實“以人為本”，不僅充分肯定了人類共同的人權理想和訴求，更以實際行動推進人權保障的陽光照進社會運行每一個角落。

共識不等于亦步亦趨。各國人權發(fā)展的路徑，并不完全一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經濟發(fā)展水平。即便在西方，不同國家之間的人權發(fā)展道路也不盡相同，再多一條“中國道路”又何妨？各條路徑之間不斷比較、競爭、借鑒，是殊途同歸抑或各有洞天，歷史將給出客觀評判。

關鍵是要持續(xù)不斷地溝通，并在溝通中達成相互理解、尊重和支持。比如，以西方近百年來的發(fā)展歷史，鮮有忍饑受凍、亡國滅種的威脅，就很難理解主權、生存權、發(fā)展權之于中國人的重要性。不同的文明之間，數千年文化、宗教傳統(tǒng)各異，在社會發(fā)展和人權保障的某些具體路徑選擇時，自然也會存在分歧。

此時，面對價值觀和人權觀的多元化，最應當拋棄那種不合時宜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立場和態(tài)度，而應高揚協(xié)商理性的大旗，力推一種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協(xié)商機制，拓展人權保障廣闊空間。

需牢記，對話總比對抗好。不尊重文化多樣性、過度的民族文化優(yōu)越感，往往就隱藏在居高臨下的人權指責背后，成為歷史上對抗和沖突的肇始，反過來阻礙了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

進入全球化勢不可當的新時代，人權領域應是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橋梁，而非相互攻訐甚至別有用心的角斗場。與其互相指責，不如多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比如針對農村基層民主自治、城市社區(qū)自治、如何保障弱勢群體權益、如何促進多元宗教文化融合等領域，加強合作調研、經驗交流，相互學習借鑒。

保持人權交流溝通的同時，可以進一步下移重點，將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面向社會基層、面向具體問題、面向百姓生活。如果人權和公民權利不與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不與他們關心的具體問題相結合、不從基層組織入手，就沒有社會基礎和生命力。這樣做，或許還將深化各方的人權共識，共同增進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

誠信背后的文化缺失

范玉剛

近來，一些領域和部門的誠信及操守受到質疑。同時也引發(fā)人們對社會誠信面臨危機的熱議。聯想到近期食品業(yè)發(fā)生的“地溝油”等惡性事件，這些不僅關乎商業(yè)信譽，同樣關乎社會誠信。

公眾對社會誠信的質疑遠超出某些事件本身，更多的人關注的是能在制度透明、規(guī)則明晰的環(huán)境里輕松而正常地生活。如果在最具有公信力和公眾期待的領域，人們都可能失去信任，如何還能讓公眾對社會生活未來有信心？

社會誠信面臨危機，“傷”的是社會的正常秩序，“傷”的是每一位公民自身的權益。社會誠信危機會擾亂正當的社會價值，造成社會普遍的冷漠。誠信體系的建構和維護關乎社會秩序，更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在一些地方，社會誠信危機效應的放大，是社會主流價值觀扭曲的折射，是社會缺乏對應當的價值的自覺和弘揚，更是缺乏對至善的祈向。

隨著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社會風尚和誠信意識本應日益增強，決不能落到每個人把所有人當成不可信任的他者之地步，與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讓人普遍焦慮、恐懼的事，這是應當引起各界關注和警惕的。

當前，應對社會面臨誠信危機，如何重拾信心、重樹誠信形象至關重要。

首先，“先立乎其大者”在于針對社會癥結培育有誠信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土壤，進行社會契約的制度性建設。文化誠信意識重在自覺，文化是制度之母、體制之根、民族之魂。文化價值立，則秩序井然。有了對文化價值的祈向，人就有了精氣神，社會就有了進步的巨大動力。固然誠信危機的克服重在制度建設，但更根本的是文化意識的培育和價值的引導。

其次，加強社會和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進一步尊重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話語權。政府機構要力戒一個腔調不著邊際的“整改”，官腔官調，哪見真誠？不透明怎么取信于民？企業(yè)和單位要有社會責任意識，要明確和擔當社會責任。只有制度的完善與誠信意識的匹配，才能使誠信見諸實踐和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而不至于使誠信陷入被踐踏的境地。

文化意識缺失，制度就難以建立，即使建立也難以執(zhí)行。制度不是萬能的，無法救贖失信的人心。直面危機，救贖人心和社會責任心至關重要。沒有文化意識支撐的社會契約就是一具毫無血肉的骨骼，它怎么會有生命力？誰也不愿意生活在沒有契約和不相信契約的社會。

新學年緣何“熱點”多

周大平

新學年伊始，引發(fā)爭議的教育熱點接踵而至。稍加梳理不難發(fā)現，一些熱點不過是在同樣的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而已。

9月9日，湖南邵陽9名學生在一起沉船事故中遇難，再次引起輿論對農村孩子上學安全的關注。記得去年12月湖南衡南14名學生在搭乘一輛“奪命校車”上學途中喪生，輿論就呼吁解決農村校車問題，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徹查，可是迄今，還有多少黑校車在鄉(xiāng)間公路上運送孩子？一些地方撤點并校之后，不少學生上學太遠，當地教育部門、交通部門如果不能妥善解決他們的交通問題，將致使類似的事故反復發(fā)生。人們還要等多長時間，才能看到建起農村學生的安全校車工程？

9月14日，“蘋果體驗中心”進駐北大圖書館即將開業(yè)，可以視為此前兩家咖啡館在中國傳媒大學教學樓內開張的延續(xù)。其實，在更早出現的清華真維斯樓冠名事件后，就有評論認為，問題不在大學教學樓能否冠企業(yè)名，而在于大學作出冠名的決策過程。國外知名大學的冠名無不經過民主決策的程序，在公開的討論、聽證中，為實現校方和企業(yè)利益的平衡，冠名的時限、冠名得來的財與物如何使用等均有涉及。國內大學則多是在師生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單方面拍板，結果必然導致沸沸揚揚的質疑。

9月15日，教育部官方網站公布的《關于做好2011年秋季開學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就學工作的通知》，全部是對既往規(guī)定的重申。只是因為開學前夕，有的地方關停了打工子弟學校，導致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求學無著，于是發(fā)此通知。然而像這樣有規(guī)定不執(zhí)行，下發(fā)通知重申規(guī)定也不執(zhí)行的事卻不見問責。

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就學，關鍵是對不落實相關規(guī)定的地方政府部門追究責任。就關停打工子弟學校而言，在一些地方傳出沒有妥善解決在讀學生的就學去向，就匆忙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消息時，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就應依法介入調查，督促地方政府以“流入地為主，公辦校為主”原則，妥善解決這些學生的城市求學，地方政府在關停行動中如有失職將受到嚴肅問責?？墒牵趩栘煓C制缺失的背景下，不斷“重申”的通知，只能消解法律法規(guī)的作用，使政府部門的公信力承受損失。

今年暑期，上海紀實頻道曾播出的六集專題片《教育能改變嗎》，聚焦近幾年的教育熱點話題，深度剖析了這些問題的根源，并嘗試尋求解決辦法。新學年出現的上述總在同樣的問題上被公眾質疑的教育熱點表明，教育要收獲進步性的改變，還須下決心破除傳統(tǒng)的管理思維和種種既得利益的糾纏。

美聯儲“扭轉操作”用心

華秀萍

美聯儲于9月21日貨幣政策會議后，宣布實行“扭轉操作”。計劃在2012年6月底之前購買4000億美元6年至30年期的公債，并賣出相同數量的3年和以下年期的公債。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區(qū)間不變。

“扭轉操作”是寬松貨幣政策的操作工具之一。它并沒有向市場輸入額外資金，僅僅是賣短債、買長債，在公開市場上改變短期和長期國債的相對供給，在維持短期利率不變的情況下，壓低長期利率，從而達到“扭轉”收益率曲線的效果。這一操作目的是為了壓低市場利率，比如銀行貸款或者住房抵押貸款的利率等，從而刺激消費者與公司去借錢。

這次美聯儲沒有選擇直接降低利率，卻選擇“扭轉操作”。在美國經濟增長緩慢，整體就業(yè)市場持續(xù)疲軟，失業(yè)率居高不下，非住宅建筑投資仍然很弱，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等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無疑是必要的。但是，自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為挽救美國實體與虛擬經濟，美聯儲先后實施兩次量化寬松措施，導致美元大幅貶值，并引發(fā)全球流動性泛濫，一方面引起國際上諸多不滿甚至抗議；另一方面，也使美國自身承受高通脹壓力：前一段時間，美國核心通脹率已達2%，到了管理目標的上限。此外，美國還深受債務危機困擾，如果實行第三次量化寬松（QE3），將再次增加美國國債規(guī)模，無疑是雪上加霜。國內外的壓力與阻礙，導致QE3很難出臺。

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出臺“扭轉操作”，一方面，可避免增加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guī)模，減緩通脹與債務雙重壓力；另一方面，可通過長期利率的降低，幫助貸款持有者，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者，從而“適度”支撐房地產市場以及刺激國內消費。

愿望是美好的，但效果如何卻有待觀察。盡管“扭轉操作”已被市場廣泛預期，但真正出臺后，仍有不少專家質疑其有效性。當前的聯邦基金利率已經維持在2008年以來的最低點，但消費者明顯不為所動，貸款需求并未增加。通過“扭轉操作”未必能夠改善這種狀況。就歷史經驗看，1961年的肯尼迪政府采取該政策，僅僅降低了長期利率0.1～0.2個百分點，對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也有批評指出，美聯儲也有可能在長期國債上遭遇損失，因為長期來看，通貨膨脹率極有可能超過長期國債利率。

可以預期，一旦“扭轉操作”效果不盡如人意，美聯儲或可采用其他操作工具，比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但QE3是否出臺，仍然要看通脹壓力與債務危機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