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世說新語》載，東晉偏安，士大夫卻崇尚清談，王羲之對此非常不滿。他曾與太傅謝安共登冶城，謝安“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于是，他對謝安說：“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意思就是說，如今整個國家都處在戰(zhàn)亂之中，每個人都應該為國家貢獻力量。一味空談而荒廢政務，崇尚浮文而妨礙國事，不是現(xiàn)在該做的事。“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便是此理。

所謂空談，不過是形式主義的冰山一角，折射出空談者“中看不中用”的虛華本質。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經引用一副對聯(lián)給“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畫像，他說：“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副對聯(lián)同樣也是對形式主義者入木三分的刻畫，畫像搬到現(xiàn)實中來，便化身為吼嗓子、做樣子、擺架子等形式主義做派。比如，用拉閘停電代替節(jié)能減排，把荒山涂綠當作創(chuàng)新環(huán)保，讓報表問卷取代實地走訪，等等。讓人大跌眼鏡之余，亦感嘆“形式主義害死人”。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形式與內容的矛盾統(tǒng)一。形式服從于內容，內容需要一定的形式呈現(xiàn)，兩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然而，在實際工作中，依舊有少數(shù)形式主義者熱衷于弄虛作假、片面地追求形式，他們“扎扎實實走程序，認認真真走過場”，極端地夸大表面效果，卻忽視內容、不講求實際成效，從而導致對上、對下不平衡，口號與行動不對等。如此空留一副“臭皮囊”、毫無“真善美”的做法，足以證明“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子的東西”。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可以說，政績觀一旦錯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就隨之而至，只求轟動一時、不圖造福一方，便會成為干事常態(tài)。責任心一旦缺失，就容易脫離群眾，深居“衙門”不察百姓疾苦、開展工作不顧地方實際。或喊著空口號、趁機造聲勢;或借著花架子，騙取真賞識;或憑著偽政績，鋪墊升遷路。長此以往，催生出空洞無物、跟風照搬、虛張聲勢等形式主義，給黨的建設帶來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不僅嚴重損害黨群、干群關系，還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妨礙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因此，形式主義被列在“四風”之首，需要堅決反對。

正所謂“為政貴在行，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在持之以恒糾“四風”的要求下，化空談為務實、變口號為行動是克服形式主義的關鍵。一方面，在改進工作作風上出實招。從實處入手，以民聲為行動指南、以求真為工作目標，把人民滿意作為最高追求，動真格、祛虛功，切實斬斷“走形式”的思想苗頭。同時，用實干考量，樹立形式與內容并重、務實與創(chuàng)新并重的考核導向，打造電話、網(wǎng)絡、信訪“三位一體”的監(jiān)督平臺，讓領導干部勇于擔當、善抓落實，真正用實績說話。另一方面，在密切聯(lián)系群眾上下實功。立足實際謀發(fā)展，汲取民意做決策，多一些學用結合、少一點夸夸其談，多一些真抓實干、少一點好大喜功。用對人民負責的態(tài)度，抓好改革發(fā)展、精準扶貧等核心工作，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福利，為務實干事凝聚持久動力。

縱使形式歪風難散于心、就算名利雙收誘惑至極、哪怕改革發(fā)展前路坎坷，領導干部都應回歸為民本位，從實際出發(fā)，不搞形式，不鼓虛勁。以“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的實干精神，將糾“四風”、樹新風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