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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欠薪入刑涉及多個執(zhí)法司法部門,無論制度規(guī)定得多么完善,都需要依據制度密切協調配合

盡管惡意欠薪入刑已實施6年,農民工王加榮依然沒能看到拖欠他工資后逃匿的“老賴”得到法律的制裁。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沈建峰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相比之前只能通過行政手段責令欠薪者支付工資,惡意欠薪入刑有更大的威懾性,對于打擊惡意欠薪行為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由于現實層面不少難題尚未解決,高懸的“法律之劍”并未有力阻止“老賴”鋌而走險(2月23日《工人日報》)。

以刑事處罰的方式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可以說是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法律利器,如果能夠被充分執(zhí)行,勢必會對惡意拖欠工資的行為人形成巨大威懾。然而,根據媒體的調查,雖然社會各界對惡意欠薪入刑期望很高,可是執(zhí)法司法的實踐卻不盡如人意,其主要原因就是難以攻克證據關。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惡意欠薪入刑規(guī)定明確,而真正讓惡意欠薪行為走進刑事訴訟程序,卻是困難重重。例如,報道中提到的農民工王加榮,他找到當地鎮(zhèn)上派出所反映惡意欠薪,得到的答復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需要勞動行政部門先行處理,行政部門下達支付令后依然不支付的才能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王加榮又找到當地勞動監(jiān)察部門,得到的答復是,需提供勞動關系證明和欠薪證明才能立案。由于企業(yè)沒和工人們簽訂勞動合同,王加榮也無法提供企業(yè)欠薪的相關證明材料,勞動監(jiān)察部門至今也無法立案。該事例其實就是惡意欠薪入刑難的縮影,農民工無法提供有效證據,過不了證據關就無法訴諸法律。

惡意拖欠勞動報酬行為直接傷害工人的切身利益,對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危害性不容忽視。農民工討薪難,欠薪案高發(fā)、多發(fā)態(tài)勢仍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為社會的重要不穩(wěn)定因素。對破解農民工討薪難問題的社會期待,以及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希望早日拿到血汗錢的迫切心情,讓社會輿論形成了充分利用嚴刑峻法懲治惡意欠薪的氛圍。但是這種期待和迫切與刑事法律的謙抑性和證據規(guī)則存在天然矛盾,任何人被刑事處罰都需要遵循嚴格的司法程序,尤其是要有合法充分的證據,才能利用刑法對某類行為進行處罰。

其實不僅是農民工提供證據難,勞動監(jiān)察部門也面臨證據難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門曾聯合下發(fā)了《關于加強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查處銜接工作的通知》,該通知就規(guī)定勞動行政部門將惡意欠薪的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時需要提交7類材料,其中涉案的書證、物證等有關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證據材料最難充分提供,這里既有勞動監(jiān)察部門職權有限的客觀性因素,也有怕麻煩不作為等主觀性因素。

農民工不能提供有效證據材料,追逃工資的訴求就會被擋在勞動執(zhí)法程序之外,勞動監(jiān)察部門提供材料不齊全就會被擋在刑事立案程序之外。不可否認,這種因為證據問題將追討工資的訴求擋在門外的情況,既有執(zhí)法司法具有嚴謹特點的內在客觀因素,也有一些部門對問題推諉的主觀緣由。惡意欠薪入刑涉及多個執(zhí)法司法部門,無論制度規(guī)定得多么完善,都需要依據制度密切協調配合,其中勞動監(jiān)察部門、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都不能怕麻煩將證據難題轉移,而是應該積極作為在職權范圍內共同攻克證據關。例如勞動行政部門指導幫助農民工搜集證據,公安機關指導協助勞動行政部門整理搜集證據材料,檢察機關進行充分監(jiān)督防止推諉現象。只有惡意欠薪入刑攻克證據關,讓刑罰真正發(fā)揮威懾作用,相關執(zhí)法司法機關才會從根本上減少麻煩。